平凉农村婚嫁
高价彩礼现状调查追踪
平凉日报全媒体记者 秦玉龙
年1月17日，本报周刊特稿以《农村“天价彩礼”现象调查》为题，深度分析报道了平凉农村青年婚嫁彩礼逐年上涨的现象。
年年6月，平凉、庆阳两地市委书记会晤商议，计划联合行动，着手综合整治“天价彩礼”乱象。
同年，平凉制定出台了《全市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指导意见》，针对存在的“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封建迷信三类问题进行集中治理，成立红白理事会和婚介机构，修订《村规民约》，对婚介人员实行登记备案制度，依法依规对“黑中介”、“不良媒婆”进行打击。
年9月19日，平凉市文明办发布《关于平凉市各县（区）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的通告》，俗称“彩礼限高令”。
于是，一场整治“天价彩礼”歪风邪气的行动，开始在平凉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几年来，全市各级妇联、共青团、民政等部门，也相继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完善乡村红白理事会制度，倡导年轻人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从本报刊发调查报道至现在，已经过去了五个年头，对“天价彩礼”的限高及治理效果如何？平凉城乡彩礼是涨了还是降了呢？
治理有效果彩礼依然偏高
三年前出台的《关于平凉市各县（区）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的通告》，坊间称之为“限高令”，列举了全市各县（区市）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城区的限高标准最高为6万元，农村的限高标准最高为10万元。其中，灵台县彩礼限高标准全市最高，党员干部限高6万元，农民群众限高10万元。静宁县彩礼限高标准全市最低，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限高3万元，普通群众限高6万元。同时，“限高令”倡导推行嫁娶少要彩礼或“零彩礼”。
去年6月《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报道，题目是《高额彩礼终于降下来了》，介绍了平凉市崆峒区农村治理天价彩礼取得的初步成效。报道援引四十里铺镇七府村红白理事会会长陈维军的话说：我们村是最早成立红白理事会的村之一，年就成立了。村里为此还专门修建了两层楼的便民事务用房，专供村民操办红白事，这里最多摆10桌，一桌元，十菜一汤，可以自己买自己做，也可以全权委托给理事会办理，都是成本价。自打村里免费提供场地后，村民大操大办红白事的情况不断减少，花销也慢慢降下来了。
“彩礼不好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想让别人背后说闲话。”陈维军说，刚开始大家觉得降低彩礼就等于降身价、没面子，即使彩礼要得不高，也要在其他方面找补回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七府村制定了一份村规民约，出台了婚嫁彩礼报备承诺表。“彩礼数额经双方确认，签字登记造册，还要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陈维军拿出厚厚一摞承诺表说，这样一来，群众有了参照、少了猜测，大家都一样，也就没了相互攀比的心思。
这篇报道中虽然没有提及七府村当年的彩礼数额是多少，但看得出崆峒区、镇、村都在积极想办法通过引导、倡导、限高等一系列措施，试图遏制农村彩礼畸高的歪风进一步蔓延，从而减轻农民的婚嫁负担。
与此同时，平凉媒体还陆续报道了一些县区（市）乡村新娘父母谢绝高彩礼或退还部分彩礼的典型案例，以正面典型加以引导。
然而，记者最近在崆峒区走访调查发现，农村、城市彩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趋势。北塬农村彩礼普遍在15至20万元上下，城市婚嫁彩礼最高已达15万元，最低也要七八万元。而且城市青年结婚，往往要有豪车排队接送，婚宴要在星级酒店举办，还要布置一个高大上的婚礼仪式现场，还要有新房、新车，城市小伙娶个媳妇，成本差不多在一百二三十万元以上。
上周，一个泾川小伙来电反映，希望媒体能
今年全市“两会”期间，民革平凉市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持续整治农村天价彩礼问题的提案》表述：近年来，各级政府采取大量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全社会倡导扼制天价彩礼，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平凉的实际来看，农村天价彩礼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给农民生活和农村整体脱贫致富带来沉重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提案之中列举出了平凉农村天价彩礼现状——
彩礼数额高。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农村彩礼偏高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受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经济状况、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各县区之间数额相差也较大。据调查，崆峒区、静宁县、庄浪县的彩礼在5至13万元之间，泾川、灵台两县的彩礼在13至20万元之间，个别达到20万元以上，崇信、华亭两县的彩礼在7至15万元之间，东五县彩礼明显高于西两县。
彩礼名目多。近年来，婚嫁彩礼呈现名目繁多、花样翻新、成本剧增的态势。彩礼大体包括实物、现金两部分，实物方面包括楼房、家电、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轿车等；现金方面除基本彩礼外，还有“见面礼”“插花钱”“花红钱”“彩门钱”“离娘钱”“上轿钱”“谢媒钱”等，林林总总高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结婚成本呈现逐年上涨态势。
城乡差距大。多数农村彩礼在12至16万元之间，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的村社多在14至18万元之间，泾川的红河、黑河、梁河，灵台的梁原、百里等地方，彩礼一般在20万元左右。越是偏远落后，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差的地区，彩礼越高。在城镇，女方父母思想相对开明，男方有职业、有住房的，彩礼一般在4至8万元左右；男女双方或一方有稳定工作，有固定住所的彩礼一般在6至10万元之间。
贫困户高于富裕户。家庭越富有的男青年，承担的彩礼反而较少，而家庭越困难的，承担的彩礼往往高于本村的平均水平。家庭经济条件好或男方有“手艺”的，结婚彩礼一般在8至12万元左右；没有致富产业和发展技能的农户，结婚彩礼一般在14至18万元左右；兄弟多、文化程度低、父母年龄大且没有劳动能力的，结婚彩礼一般在15至20万元左右；肢体或智力残疾的农户，结婚彩礼一般在20万元甚至更高。
提案还指出了平凉农村天价彩礼形成的原因——
男女比例失衡是造成天价彩礼的社会原因。目前，农村青年男女比例失衡问题比较严重，年轻女性较为“抢手”，各县（区市）部分乡镇存在着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多数村婚龄青年男女比例为2：1或2.5：1，最悬殊的比例达到了4：1，两三个男娃“争”一个女娃的现象比较普遍，你出彩礼15万，我就出16万，另一个出17万，女娃“身价”就越抬越高。
城乡互动加快、农村女性青年外流是造成天价彩礼的诱发原因。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历来乡里姑娘嫁进城里的比较多，城里姑娘娶进村的特别少。加之近几年城镇化步伐加快，适婚女青年跳出农门进城务工，最终在城市成家立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原本偏少的女青年大量外流，个别地方甚至到了“一女难求”的地步。对于稀缺“资源”，处于劣势的男方不惜付出更多“代价”，你哄我抬，水涨船高，彩礼一路攀升。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造成天价彩礼的体制原因。农村养老制度还不完善，农民收入水平低，在农村嫁出去的女儿一般不负担父母的养老，考虑到自身养老问题，有些农民认为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付出了很多代价，不要彩礼就是送给了男方，等于是给人家养的。养老指望不上，便在女儿出嫁之前“挖空心思”向男方预支回报，狠宰一笔彩礼钱，导致农村彩礼居高不下。
相互攀比心理是造成天价彩礼的外在原因。尽管群众对高额彩礼嗤之以鼻，但却显现出对获得高额彩礼而“一夜暴富”的羡慕。有些人认为，彩礼是女子身价的标志，彩礼越高面子越大。有些父母本打算不要彩礼，又怕别人说自己家的女儿有毛病，从而出现攀比下的“行情”上涨现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农村社会治理的削弱和滞后，一些农村社会事务无章可循，农民行为缺乏必要的引导和约束。
职业媒婆推波助澜是造成天价彩礼的潜在原因。在农村特别是东五县（市），存在大量依靠说媒赚钱的职业媒婆，他们每撮合成一对姻缘，都会按照一定比例抽取酬劳，中介费一般为彩礼10%。为了获取更多收入，职业媒婆在婚介行为中也会有意哄抬行情，说成一门亲事低者抽取一两万，高者抽取三五万，客观上加快了彩礼数额的持续走高。
遏制高价彩礼任重而道远
自年以来，为了有效治理高价彩礼问题，平凉在全市所有行政村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依靠村规民约对村内婚嫁彩礼“限高”，引导婚嫁双方逐年降低彩礼数额，鼓励少要或不要彩礼。不过，根据记者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限高令”重在倡导和引导，缺乏强制力，特别对党员干部本人或子女婚嫁彩礼限高，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惩戒机制。加之彩礼由双方父母和媒人私下商定交付，比较隐秘，因而限高措施基本上流于形式，很难落到实处。
随着彩礼的逐年攀升，农民结婚的代价也越来越大，“早结一年，省钱两万”的观念在农村日渐盛行。这几年，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年结婚年龄在18至20岁以内，达到法定年龄结婚的较少，私婚、早婚、闪婚、闪离乃至骗婚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婚前接触较少，双方缺乏沟通，感情基础脆弱，家庭纠纷、夫妻矛盾不断显现，离婚、逃婚等现象在部分乡村比较突出。
记者从某县一个基层法庭了解到，去年该法庭受理的多起民事纠纷案件中，离婚诉讼案件占到了60％，农村的离婚率远远高于城镇。之所以上法庭打官司，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彩礼返还的问题上。
崆峒区某乡司法所长向记者坦言，高价彩礼使得农民的爱情婚姻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交易。在倡导婚姻自由的今天，还有一些家庭为了彩礼“棒打鸳鸯”，高价彩礼已经成为婚姻自由的“绊脚石”。个别结不起婚的“光棍”，往往会迁怒于父母的无能，造成家庭矛盾激化，并诱发偷盗、抢劫、赌博、诈骗等不良动机，形成了农村社会治安隐患。一些家庭因高价彩礼导致婚变，甚至演变为暴力伤害事件。
甘肃璞义律师事务所张忠义律师表示，《婚姻法》《民法典》都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是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如何进一步有效遏制和治理农村的高价彩礼现象？民革平凉市委员会的提案给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划定彩礼红线。目前，司法实践对婚姻纠纷中关于彩礼问题的解决，是在认可双方给付彩礼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处理的，即使发生纠纷，女方返还彩礼的数额十分有限，这实际上对天价彩礼给予了无形的保护。建议尽快出台符合实际的地方性政策法规，划定彩礼上限（比如不超过当地年人均纯收入的10至15倍），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护，弥补彩礼纠纷法律适用的漏洞，从法律和政策上对农村天价彩礼现象做出相关约束、干预和处罚措施。
二是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在全市农村试点推行政府指导下的婚介服务，以乡镇或村为单位成立婚介所（站），接受民政府部门的业务指导，主要开展职业红娘登记管理、婚介信息登记、组织婚介联谊等服务。
三是加强媒介组织（人）管理。出台婚介机构、婚介人管理办法，尝试司法实践对婚介收入的管束，实行持证上岗，引导其规范行业行为，促进行业自律，督促婚介人诚信说媒，杜绝媒人哄抬彩礼行为的发生。
上周末，一位驻村干部就农村高价彩礼现象，也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建议：各级政府可否考虑在现有的限高措施之外，制定针对乡村党员干部的惩戒措施，如果党员干部本人或子女婚嫁收取高价彩礼，轻者进行曝光问责，重者可降职或免职。此外，可否将倡导遏制高价彩礼与扶贫包村领导干部以及县、乡、村班子的年终考核挂钩。否则，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好不容易扶持起来的一些脱贫户，很有可能一夜之间“因婚返贫”。
他认为，鉴于民间收取彩礼的风俗由来已久，要想单纯依靠思想道德教育破除这一陈规陋习，恐怕短期内很难见效。参考以往经验，要想破除一项旧俗，单靠政府发力孤掌难鸣，要从平凉各县（区市）农村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以建章立制、舆论导向、村民自律为突破口，辅以司法介入、法治教化等手段，形成全社会抵制高价彩礼的浓厚风气，才是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