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把许寿裳视为自己35年的挚友，许寿裳也称鲁迅为平生诤友。
但这俩人在思想上是很不同的，这导致了他们在个性上的差异。他们常常在侃侃物谈时见解各异，于是互相绷起面孔沉默着，奇怪的是在稍稍沉默以后又会欢快地交谈起来。
鲁迅曾说：
“季茀（许寿裳）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
这种在友谊上的互相坚守信赖，促使他们在*治上能同舟共济，生活中风雨与共，推诚相见，心心相印。
他们之间“无患得患失之心，惟大义凛然是见”。这种“求之古人，亦不多遇”的坚实感情基础，使他们结成了生死不渝的至交好友。
01
年，鲁迅与许寿裳相继东渡日本，进东京弘文馆学习，鲁迅在江南班，许寿裳在浙江班。
到东京的头一天，许寿裳就毅然剪去了辫子。鲁迅也是江南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他还特地拍了一张“断发照”送给许寿裳，照片背面题有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七言绝句：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不约而同的断发举动，就是他们35年战斗友谊的开端。
此后，他们一起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一起读背严复译述的《天演论》，一起探讨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一起参加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血存轩辕”的*治抱负，使他们的赤子之心在异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年，鲁迅与许寿裳相继回国，一同执教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驱逐学校监督顽固派夏震武的“木瓜之役”中，他同仇敌忾，团结全校进步教员向浙江省提学使提出集体辞呈，并搬出校外，以示决绝，最后迫使夏震武辞职。
在归国后与封建势力首次短兵相接的交锋中，鲁迅与许寿裳并肩战斗，志亦弥坚。
南京临时*府成立后，鲁迅与许寿裳怀着对辛亥革命的热切希望，又同就职于教育部。鲁迅省兴奋地说过：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他们白天则同桌办公，晚上则联床共话，共同协助教育总长蔡元培改革教育，推行“新学”。
不久，辛亥革命成果为袁世凯窃取，面对“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动荡不安的时局，他们迎着复辟的逆流，一起反对袁世凯称帝，一起重新探索拯救危亡祖国的新道路。
年初，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为驱逐校长杨荫榆，爆发了轰轰烈烈、旷日持久的女师大风潮。鲁迅与马裕藻、沈尹默等六位教授，联名在《京报》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
鲁迅的这一行动，激怒了总长章士钊，他呈请段祺瑞执*府，免除鲁迅教育部的职务，企图迫使鲁迅就范。
许寿裳闻之怒不可遏，他与齐寿山在《京报》联名发表《反对章士钊宣言》，声言“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不顾面临失业的困境，誓与鲁迅同进退，共患难。
接着女师大被北洋*府强行解散，学生们没有屈服于淫威，便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重新开学。鲁迅出席了开学典礼，他热情鼓励学生们说：
“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致灭亡，但看今天有许多同学教员来宾，可知压力是压不到人的。”
并宣布自己义务授课，主动提出将课时增加一倍。
许寿裳在失业后经济困窘的境遇中，为响应好友行动，身兼校长、教务长两职，又亲为学生讲授儿童心理学，集校务、教课于一身，不受分文，不辞劳苦。
在这场艰险的斗争中，鲁迅与许寿裳大义凛然，携手并进，誓作受迫害的进步学生的坚强后盾，使他们的友谊迸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02
年，震惊国人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激愤之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接连奋笔撰写了《“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匕首似的杂文，赞扬中国女子的“惊心动魄的伟大”，声讨北洋*阀和帮闲文人的凶残和卑劣。
但同时他又总结了这次大流血的历史教训：
“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
这些情文并茂，感人最烈的伟大的抒情文，激起了许寿裳对当局的万丈怒火和对为国捐躯的死难学生的痛悼之情。他为死难学生料理丧事，甚至十余天夜不成寐，只要“眼睛一闭，这场地狱便出现”。
不久，鲁迅与许寿裳同被列入段祺瑞执*府密令通缉的黑名单，被迫避医院。此后因*治环境的日趋险恶，他们就先后离京南下。
年初，鲁迅和许寿裳在广州又复聚首，共事于中山大学。他们先共居校内大钟楼，后移居校外白云楼，朝夕相处，相见忻然，追忆逝去的战斗岁月。
但广州的革命营垒内部潜伏的严重危机，又使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
可怕的预感果真来临了，这年4月12日，当局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变，将无数的革命者推入血泊。
时隔三天，“四一五”的腥风血雨又弥漫广州，一时间，大批革命群众被绑架，受酷刑，遭屠杀，血流珠江。
当天下午，鲁迅出席并主持各系科主任紧急会议，竭力营救被捕学生，但无结果，回归白云楼，鲁迅不发一语，不进晚餐，悲愤之情已达顶点。
不久，为抗议当局的暴行，鲁迅愤然辞去中大一切教职，却被连续三次退回聘书。
许寿裳深为挚友的正义行动所感染，再次不顾失业的威胁，与鲁迅一道辞职。
广州一别，他俩便各奔东西。
许寿裳为生活奔波于南京和北京，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他后期光辉战斗的十年。
他俩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朝夕相处，但许寿裳每次南返探亲，途经上海，必定去鲁迅寓所往访。
当时鲁迅身处白色恐怖之中，又遭通缉，处境十分艰险，心情多有创伤，但在许寿裳同情、正义的共鸣下，常常得到热情的支持和莫大的安慰。
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特务暗杀，报界盛传鲁迅也将不免，但鲁迅并不畏惧，仍决定参加杨杏佛的入殓仪式。
这天许寿裳正好在鲁迅家里，他说：
“那么我们同去。”
他们冒着大雨，一同奔赶会场。事后，鲁迅感慨地说：“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批评“语堂太小心了”，赞扬“季是去的”，并为自己有许寿裳这样一位难得的生死不渝的好友感到自豪。
鲁迅与许寿裳不仅在*治上能密切合作，肝胆相照，而且在日常琐事上也能亲密相处，情同手足。
鲁迅与许寿裳都酷爱书籍。东渡日本时，因经济拮据，他们相约，彼此买书不重复，相互借阅。回国以后，他们代为购书，垫付书款，从不斤斤计较。
鲁迅回国后，曾要在日本留学的二弟周作人为许寿裳代购之书，书款均由鲁迅按月汇寄。
当时，鲁迅正在故乡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收入微薄，常常入不敷出，有时不得不变卖家中剩余田产。在经济如此困窘的情况下，鲁迅仍为许寿裳代付书款，一再表示“此款今可不必见还……力尚能及，可不必寄与也。”
许寿裳为人忠厚，常以宽厚仁慈之心度人，时人戏称他为“白头婴儿”，因而常被伪善者的假象所蒙蔽而吃亏。鲁迅批评他“人甚老实，但他对于人之贤不肖，却不甚了然”，并时时为之操心。
蔡元培的从弟蔡谷青浑名“俅男”，曾与许寿裳友善。但此人好善扬人短，鲁迅担心许寿裳上当吃亏，接连去信忠告。
年，许寿裳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重用之人，有“将来翻脸不相识之敌人”，鲁迅为老友前途担忧，批评他“人甚诚实，而缺机变”，规劝他要警惕伪装进步的人，万不可轻易委以重任。
事虽琐屑，却感人至深。
03
年初夏，许寿裳的夫人沈氏在南昌病故，鲁迅即致函唁：
“夫人逝去，孺子良为可念……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
老友之间，一反普通吊唁之类的客套话，而是直秉诚意，言辞深刻。
年，鲁迅不幸逝世后，许寿裳闻之失声痛哭，悲痛之情“有逾寻常，心辄尚沈不定”。
时因公务在身，不能去沪为鲁迅执拂送殡，即给许广平发去唁电：
“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哀痛，岂仅为私，尚望善视遗孤，勉承先志。”
年1月，许寿裳假期南归，途经上海，特地去万国公墓鲁迅墓地敬献花圈，以申哀吊。归途吟成《哭鲁迅墓》诗一首：
“身后万民同涕，生前孤剑独冲锋。丹心浩气终*土，长夜凭谁叩晓钟。”
感情至深，催人泪下，表达了对生死不渝的挚友的痛悼之情。
为筹备出版《鲁迅全集》，许寿裳四处奔走，他还多方募集“鲁迅纪念文学奖金”，积极筹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来悼念这位中国新文学的伟大奠基者。
抗战胜利后，许寿裳到了台湾，从事台湾文化的复归和重建工作，并且在台湾大力宣传鲁迅，这也为他惹来杀身之祸。
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台湾被害，享年66岁。
他为宣传鲁迅而殉难，死得光荣；他为追求真理而献身，死得壮烈。他与鲁迅在长期并肩战斗中孕育起来的生死不渝的友谊，为后世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