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白癜风哪里最好 https://mjbk.familydoctor.com.cn/bjbdfyy_ks811/占候就是通过观察日月星辰云气以及草木虫鱼五谷等异象的变化，来推测人世间的吉凶祸福。它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完备的理论体系基础之上的。孔子说过:“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汉书》卷二六《天文志》第六中说：天变异常“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
从春秋至两汉时期，古代社会占候的原始形态逐渐成熟起来，并基本定型，尤其是在汉时，与当时盛行的《易》学、谶纬、灾异之说相互融通。京房的“卦气说”就把时令季节的变化与人君的容貌举止挂起钩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则把人体结构与天进行比附，认为“为人君者，取象于天”。
在古代社会，凡是异于正常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由于人们不熟悉、不了解，均视为灾变或妖异。史书记录灾异现象并非出于好奇，亦非对未知事物的认知，而是为了收集与人事变化一一特别是帝王和朝廷的命运一一相关的征兆。
这些妖异使人们在心里产生神秘感、恐惧感。“善则为瑞，恶则为异”，其中使人产生恐惧感的被称为“妖”；而使人顶礼膜拜的则是“瑞”。这一切，他们又认为体现了上天的旨意。出现“妖”是凶兆，“瑞”则是吉征。所以，封建统治者特别重视占候，在正史中专列《天文志》和《五行志》，它是制约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手段。
《万历野获编》卷四记载，明弘治年间，湖广随州应山有个农民的妻子忽然长出了胡须；又有一只公猿变成了母猿。万历年间，有头母猪和母牛生出怪牛、怪羊。明末山西有个叫李良雨的男人，忽然变成了女人。这些都被当地官员视为重要的政治动向，写在邸报中，也同时见于多种笔记、小说及正史、野史之中。
占候学对古代的政治军事等领域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其实对小说家创作思维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三国志通俗演义》一开头，就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凄风苦雨的自然图画：
“建宁二年四月十五日，帝会群臣于温德殿中。方欲陞座，殿角狂风大作，见一条青蛇，从梁上飞下来，约二十余丈长，蟠于椅上。灵帝惊倒，武士急慌救出；文武互相推拥，倒于丹墀者无数。须臾不见。片时大雷大雨，降以冰雹，到半夜方住，东都城中坏却房屋数千余间。建宁四年二月，洛阳地震，省垣皆倒，海水泛溢，登、莱、沂、密尽被大浪卷扫居民入海……熹平五年，改为光和，雌鸡化雄；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秋七月，有虹现于玉堂；五原山岸，尽皆崩裂。种种不祥，非止一端。”
这段描写，既给整部小说定下了情感基调，也规范着后来故事情节的发展走向。其实，这种写法之前就有人尝试过，如《拾遗记》卷九叙西晋事，首条写三株金葵草化为三棵杨树，以应晋武帝时“三杨”擅权的史实，推原后来八王之乱的祸始，和正史恰好互为呼应。
不过，经罗贯中采用后，影响更大，后来的小说家纷纷效仿。在《海山记》中，作者以玉李和杨梅分别象征李杨王朝。这一思维被褚人获所承袭，并把它移植到《隋唐演义》的开头：内监向隋场帝奏道:“昔口酸枣邑进贡的玉李树，一向不甚开花，昨夜忽然花开无数，清阴素影交映，有数里之远，满园皆香”。满院的人夜里又听得神人说道：“木子当盛，吾等皆宜扶助。”又一太监来奏道：“旧日西京移来的杨树昨夜忽花开满树，十分烂漫。”夜里也有人听得神人说:“此花气运，发泄已极，可一发开完。”这里显然是以花开无数的玉李和烂漫将谢的杨花，象征李唐将兴隋杨欲灭的历史命运。
《醒世姻缘传》中的明水镇是明末社会的缩影。那里道德沦丧，江河口下，作者西周生为之痛心疾首，他把当地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与明水镇也与明末败坏的社会风气联系在一起。那里夏旱秋冻，将地里晚苗冻烂，“庚申十月，天气晦暗的对面不见人。十二月，大雷霹雳，震雹狂风，雨雪交下。丙子七月初三，冰雹如碗，如泰石者，积地尺许”。据《灵台秘苑》卷六中说:“雨雹则为阴胁，阳盛则为雨，阴迫阳，则转而为雹”，“若阴盛而成雪”。
西周生还不惜笔墨，叙述了二个患有奇疾的妇人，其中一个妇人耳内总听见打银打铁之声，若听到一“徐”字，即“举身战栗，几至于死”。另一个是艺人的妻子，忽然项中生出一瘿，初如鹅蛋，渐至大如柳头。后又听到瘿中有琴瑟笙磐之声，一天瘿豁然破裂，从中跳出一只猴来。这些反常的气候和人体变异，渲染出一种浓厚的神秘气氛，预示着一场大变故的即将到来。这场变故是以太监擅权和礼崩乐坏为特征的，在朝廷，刘瑾专政，土木之变，英宗北狩；在家庭，家反宅乱，牝鸡司晨，人伦倒置。
《水浒后传》第十九回，真空禅师对闻焕章也不厌其烦地叙述了种种异象：“有龙挂在军的作坊，兵士取来作铺吃了，大雨七口，京城水高数尺。禁中出了黑告，其形丈余，毒气喷出，腥血四洒。又有黑汉蹲踞，像犬一般，点灯时候就抢小儿吃。狐狸坐在御榻上。东门外一个卖菜的，至宣德门外，忽然痴迷，叉手骂道:‘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来说，快些改过!’又有卖青菜男子，有孕生子。酒店姓朱的妻子，忽生鬓髯，长六七寸，宛然一个男子，特诏度为女道士。天狗星陨，有声如雷。彗出紫微垣，长数丈，北拂帝坐，扫文昌。”这些怪异现象，都是北宋将亡的征兆。陈忱在小说结尾又写乐和站在雨花台上，“望着钟山，王气郁郁葱葱”，通过望气描写，寄寓着乐和对南宋小朝廷实际上是作者对南明王朝复国中兴的期望。
自然界的种种变化，不但与朝政得失王朝兴衰有关，也可从中寻绎出人事的吉凶祸福。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十一《诸葛亮六出祁山》写谯周谏阻孔明北伐说：“近有群鸟数万，自南飞来，皆投汉水而死，此大不利也。况成都人人皆闻柏树夜哭。”《字说》云：“松为百木之长。”《开元占经》云:“竹柏夏枯，王侯失位。”因此，柏树应是孔明的生命之树，柏树夜哭暗示着孔明即将病逝五丈原。
《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写晴雯被逐出大观园时，宝玉从占候的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解说:“今年春天己有兆头”，“阶下一株好好的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道有坏事，果然应在他身上”。袭人等听了不相信，他又进一步解释道:“你们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东西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像孔子庙前桧树，坟前的着草，诸葛祠前的柏树，岳武穆坟前的松树: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他就枯干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几千年枯了又生的几次，这不是应兆么?若是小题目比，就象杨太真沈香亭的木芍药，端正楼的相思树，王昭君坟上的长青草，难道不也有灵验?所以这海棠是应着人生的。”在这里，海棠花的枯萎暗示着晴雯的夭折。
同书第九十四回，又写几棵本已枯萎的海棠花，并无人去浇灌它，但到十一月却开了花。对这种海棠反季节开花的现象，本与气候异常有关，古人却认为别有深意。邢夫人认为是好兆头，探春心里独想道:“必非好兆。大凡顺者昌，逆者亡；草木知运，不时而发，必是妖孽。”至九十五回，果然发生了元妃亮逝之事，从此贾府走向没落。《隋书·五行志》引京房《易正侯》曰“木再荣，国有大丧”《开元占经》引京房的话说:“木岁再花，国后当之”。由此可见作者写海棠再发一事的真正用意。
大凡重要人物的死亡都会引发自然界的特殊变化，一些动物尤其是灵性动物也会出现一些反常行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诸葛恪被杀之前，“方欲出府，有黄犬衔恪衣服，嘤嘤作声，如哭之状”。公孙渊亡国前，也有“犬戴巾帻，身披红衣，上屋作人行”。
《禅真逸史》中苗酋罗默伽被剿灭前，“有一黑犬端坐于前堂椅上”。《后汉书·五行一》引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即将发生重大事件之前，当事人或与当事人关系密切的人，身体的某些部位也会有所感应。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张飞被暗杀前，“在帐中神思昏乱，动止恍惚”。刘备也“心惊肉颤，寝卧不安”。这就是所谓体占。
占候学常常被运用到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去。帝王将兴，总有一班术士为之大造舆论，说什么王气葱郁，凤凰来朝。所谓王气，据《晋书·天文志》的解释是:“天子气，内赤外黄，四方所发之处当有王者。”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群臣劝刘备即帝位，刘备惺惺作态，谯周便凿凿有据地说:“近有祥风庆云，从空中旋下，成都西北角有黄气数十丈，冲霄而起；帝星现于毕、胃、晶之分，煌煌如月”。张昭劝孙权即帝位，也举证说“近闻武昌东山，凤凰来仪，大江之中，黄龙屡现”。
王气也被曹丕用作篡位的借口，华歆等逼献帝禅位时说，自曹丕即王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明代小说《幻影》等都写到刘基是因望见吴头楚尾间有王气，才去寻找朱元璋的。《山海经·南山经》中说凤凰出现，“见则天下安宁。”《月令章句》又谓“礼德孔修，则麒麟至。”
《三国志通俗演义》写魏主曹髦时，黄龙现于宁陵井中，群臣祝贺。曹髦却说“非祥瑞也。龙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在井中，是幽囚之兆也。”《汉书·天文志》引《易传》云:“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不久，曹髦果被司马昭所杀。
所以，在位的帝王一旦听说那里出现了王气，就会想尽办法加以破坏，据说南京秦淮河就是秦始皇为破坏金陵王气而开凿的。又据小说《开河记》记载，隋炀帝开凿运河也与王气有关：
唯阳有王气出，占天耿纯臣奏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炀帝已昏淫，不以为信。时游木兰庭，命袁宝儿歌《柳枝词》，因观殿壁上有《广陵图》，帝瞪目视之，移时不能举步。时萧后在侧，谓帝曰:“知他是甚图画，何消皇帝如此挂意。”帝曰:“肤不爱此画，只为思旧游之处。”……后曰:“帝意在广陵，何如一幸?”帝闻，心中豁然。翌日与大臣议，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达海入淮，方至广陵。群臣皆言似此路途，不啻万里。又孟津水紧，沦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有不测。时有谏议大夫萧怀静，乃萧后弟，奏曰:“臣闻秦始皇时，金陵有王气，始皇使人凿断砥柱，王气遂绝。今唯阳有王气，又陛下意在东南，欲泛孟津，又虑危险。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将王离畎水灌大梁之处，欲乞陛下广集兵夫，于大梁起首开掘，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况于唯阳境内过，一则路达广陵，二则凿穿王气。”帝闻奏大喜，群臣皆默。帝乃出款：“朝堂如有谏朕不开河者，斩之。”
占候既然如此重要，就成为一个军事统帅和谋士必须具备的本领。在古代小说中，常写到狂风突然吹折战旗，这被认为是敌方将要突袭的征兆。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五《玄德匹马奔冀州》写曹操讨伐刘备，往小沛正行间，狂风骤至，忽听一声响亮，将一面牙旗吹折。曹操便问众谋士主何吉凶。荀彧问道:“风自何方来，吹折甚颜色旗?”曹操道:“风自东南方来，吹折角上牙旗杆。旗乃青红二色。”荀或便说:“不主别事，今夜刘备必来劫寨。”当晚张飞果来劫营。
卷之三写曹仁准备夜袭刘备，此时徐庶正与刘备在议事，“忽信风骤起”，徐庶便断定曹仁今晚必来劫寨。大风骤起既是敌人来袭的预兆，因此就应加防备，若逆道而行，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如孙坚攻打襄阳时，忽一日狂风骤起，将军中帅字旗竿吹折，程普和韩当都认为是不祥之兆，劝孙坚暂时班师。孙坚不听，结果被刘表伏兵乱箭射死。所以唐时占书《灵台秘苑》中曰:“出军而飘云骤雨，牙旗摧折，旗蟠绕竿，或下垂者，交战将死。”“若军他境，下营才定，有急风来射我，云势奔速，乍东乍西，速防贼兵过掠。”
《英烈传》中写李文忠率军救大同，夜坐帐中，见黑云如覆盖，便对诸将说:“黑云压寨，占有贼兵劫营。”《灵台秘苑》中也说，如营中“黑气如车转行，敌有谋。”“黑云从敌上来之我军上者，欲袭我也”。
总之，变幻的风云中蕴含着神秘而丰富的信息，只有杰出的术士才能接收到。如《锋剑春秋》写孙膑正在山洞中修炼，忽一阵风过，孙膑让过风头，接着风尾，就知道孙燕要来请他下山。《万花楼》第四十六回，写包公出巡，忽然一阵狂风起，将其鸟纱帽吹落。包公命令手下循风追查，终于发现了李太后的冤情。
概而言之，古代小说中描写到的占候，形式多样，内容驳杂，除上举植物占、动物占、风云占、气占、体占外，还有声占、服占等等。占候学不完全是封建迷信，它与古代物候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古代占候术就是将古代物候学纳入到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形成既有理性成份又夹杂着非理性成份、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政治神学和神秘的术数理论体系，用来作为预测人世间吉凶的工具。
而古代物候学是一种素朴的科学，它或多或少地揭示了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因而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价值。但占候术是以古代物候学为基础的并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现象，因而又不断地从其母体中孕育出古代的天文历法、气象观察、医药学等科学知识的胚胎，可以说它的涵盖域与今天一些科学门类有重合之处，因此人们不仅能从中获得关于中国文化、人类本质和民众心理的某种启迪，而且可以从中提炼出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宝贵资料。
如有些动物比人的感觉更为灵敏，所以在重大灾难发生之前，它会有反常的行为。人的身体也会随着季节天气的变化而有所感应，还有科学至今无法解释清楚的所谓第六感觉。有些占验其实是抽去了中间论证过程的理性推理，将此因与彼果不作详细分析地简单并列在一起，从而造成了占验的神秘色彩，但很明显地展示了怪异与警觉之间的原始联系，从中可以看出古人试图从现象发现本质、由已知探求未知的主观努力。表现了古人类比推理、因象求义的原始思维模式。他们试图给世界建立一个广泛的因果链。
但是，正是由于其中有些合理成份，从而使得古人掉进了整个占验体系设下的迷阵而无法自拔，他们把这一切都普遍化了，规律化了，程式化了，形成了放诸万物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就成了封建迷信。
从占候术的内容可以看出，几乎大部分的物象都是凶兆。它反映了古人害怕变化的一种保守心态。人们希望生活在稳定的状态中，任何其它的超出常规的变化，都会引发他们的恐惧之感。任何违背他们的世界法则的事件，都会使他们感到忧心忡忡，危机四伏。他们认为，在违反法则的事象之后，一定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掌控。
中国古代占候术还表现了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占候是人类的一种巫术自然观。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和气候等外部的客观条件，逼迫着人类祖先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顽强地挣扎、搏斗，学会思索和创造。但由于生产力低下和知识的极度贫乏，原始人对自然力量不理解，他们对自然现象发生的过程、条件、原因等，进行种种的猜测、设想和幻想，认为许多事物包括有生命的草木和无生命的石头、水以及日、月、星、风等自然现象，都是有灵的，都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他们又把对大自然现象的观察与人类社会相对照，在这种相互对照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自然界与人是类似的，人有七情六欲，天则有阴晴风雨；人有喜怒哀乐，天则有电闪雷呜……因此，原始人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离的。因而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心理状态强加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去，相信对它们进行祈祷、礼拜或祭献，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庇佑或消灾弥祸。
有时会因偶然的巧合出现了他们所祈祷、所期待的结果，就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崇拜意识。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所祈祷和期待的并不能如愿以偿，于是又不自觉地为之开脱或辩护。因此，他们把自然界神话和人格化，也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社会伦理化。这样就必然把自然界客观的东西，弄成自己心情的、主观的东西，也即人格化的东西。人改变自然现象的唯一办法只有被动地靠修德养善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科学的生产手段。
他们一般把美好的自然现象同美好的心境、美好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反之，把恶的自然现象同愁苦的心境、动乱的社会相联系。这种做法是非常自然的，借用美学术语就叫“移情作用”。移情作用就是“宇宙的生命化”，简单地说，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情趣转移到自然界的事物中去。在一个人心情愉快时，他往往会专注于自然环境中美好的东西或美化大自然；而当他心境痛苦不安时，又往往会特别容易发现自然环境中可悲可怨之处或将自然悲情化。
于是，在占候术中，人们就把本来不具有喜怒哀乐的自然现象染上自己的主观情感的色彩，通过这种移情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占候与我们今天的自然环境描写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相同之处都是把自然景物染上了感情色彩，成了象征之物。由于占候学的影响，自然界的某些东西经过长久的文化积淀，已经定式化、符号化了，如龙凤、松柏等等，而且暗含着吉凶祸福，它告诉我们的是它蕴含的吉凶意义，而不是艺术的象征功能。不过，有时它所造就的艺术效果，却同样能达到我们今天所谓的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孔明死前，群鸟投水而死、锦屏山崩等描写，就渲染出浓郁的悲剧气氛。《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开头描写也给读者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事实上，今天中国文学中的环境描写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占候文化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特征之一。
撰稿/晴川
